1934年3月20日，中央蘇區機關(guan) 報《紅色中華》刊登了一封聯名信。當時一批從(cong) “白區”來蘇區工作的幹部，就《紅色中華》提出節省運動的號召，向編輯部去信告知他們(men) 具體(ti) 響應號召的辦法。信是這麽(me) 說的：

　　由於(yu) 這些“白區”來的同誌，在蘇區沒有土地等生產(chan) 資料，其生活必需品主要靠單位供給。這封信的署名人一共有二十三位，其中有不少我們(men) 熟悉的名字：陸定一、鄧穎超、博古、毛澤覃、成仿吾等。

　　當時的中央蘇區幹部，不僅(jin) 自發節約糧食，甚至在有的情況下，自帶糧食上班開會(hui) ，不要公家發放的糧食。筆者尋到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《紅色中華》中刊登了一則短消息：“楊殷縣泮溪區長教鄉(xiang) ，日前各當選的代表集中開會(hui) 時，一致要求自帶夥(huo) 食，而把公家發給的夥(huo) 食費，捐助紅軍(jun) 戰費”，隨後簡要介紹了泮溪區蘇維埃新當選代表的提案，基本都與(yu) 農(nong) 業(ye) 生產(chan) 有關(guan) 。

　　農(nong) 業(ye) 生產(chan) 對於(yu) 中央蘇區的存續至關(guan) 重要。一方麵，紅軍(jun) 在前線對敵人的“反圍剿”，必須大量儲(chu) 備糧食，陳雲(yun) 在1934年1月27日發表的《為(wei) 收集糧食而鬥爭(zheng) 》中，開篇即指出“保證和充實糧食的供給，是爭(zheng) 取革命勝利的最重要條件之一”。另一方麵，突破敵人的經濟封鎖，換取“白區”的工業(ye) 品，也要靠蘇區生產(chan) 的茶葉、竹木等農(nong) 產(chan) 品。

　　為(wei) 了支援前線，廣大蘇區幹部群眾(zhong) ，寧可自己吃得少些、吃得差些，而把穀子供給或廉價(jia) 賣給蘇維埃與(yu) 紅軍(jun) 。

　　1934年7月22日，中央蘇區發布在今年秋收中借穀六十萬(wan) 擔的決(jue) 定，《紅色中華》在四天後刊登了這一決(jue) 定，決(jue) 定先是回顧了此前借穀二十四萬(wan) 擔的事，“使得我們(men) 猛烈擴大的英勇奮鬥的紅軍(jun) ，在今年夏天有了充足的給養(yang) ”，“為(wei) 了紅軍(jun) 的給養(yang) ，幾乎每家每人都節省了借出了許多的糧食”，基於(yu) 當前“反圍剿”的嚴(yan) 峻形勢，決(jue) 定秋收借穀六十萬(wan) 擔。

　　穀子借來了，在運輸與(yu) 保管的過程中有可能發生浪費的現象，對此決(jue) 定嚴(yan) 肅提出“各級秋收委員會(hui) 及蘇維埃主席團，必須嚴(yan) 格督促各級糧食部切實負責，將動員的每一粒穀子迅速集中，迅速搬運，在適當地點建立穀倉(cang) ，並且很好的保管起來，不使一粒穀子受到損失”。

　　一粒穀子也是農(nong) 民辛勤勞動的結晶，怎能不好好珍惜。對於(yu) 浪費糧食乃至其中牽涉的貪汙現象，《紅色中華》也會(hui) 公開報道與(yu) 批評。

　　1934年2月6日出版的《紅色中華》，刊登了石城縣教育部副部長周梓林“浮領夥(huo) 食”之事，他負責辦理石城縣教育幹部訓練班，該訓練班有教員和學生五十四名，大概這五十四人並不是每天都要公家提供夥(huo) 食，但周梓林鑽了這個(ge) 空子，向上級部門虛報舉(ju) 辦訓練班的這一個(ge) 月中，“平均每天都有五十四名的夥(huo) 食費”，上級部門指出這不正確，令石城縣教育部部長協同石城縣工農(nong) 檢查部核查賬目，結果發現周梓林貪汙了大洋七十多元，周梓林除被責令賠款和撤職外，並交裁判部處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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